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是给中国的也是给日本的
终于可以象好莱坞坏小子西恩·潘那样骄傲地说：我们有勇敢的艺术家了。
勇敢(直面真实的敌人)
角川是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最具光芒的角色之一，以其心路历程贯穿始终。在一部中国大屠杀题材的作品里，在一个受害国所拍的电影里，在一档敏感的历史公案前，让一位侵略者占据如此篇幅并且几近正面，无疑需要足够的理由和勇气。
当我们经历了“焚烧日本车”、“抵制家乐福”、“流拍圆明园兽首”这些颇为热血又较为冲动的社会事件后，不难猜想，陆川和他的新片未来可能遭遇的争议，也许以美化侵略者、政治不正确为名。陆川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些风险，或者，即使预见也不打算退却，正是这个勇敢，使他站在了世界性的高度。
近年来，思想界兴起战争原罪说，战争即罪，遑论正义与非正义。即使不考虑这场新的文化流变，世界范围内的二战电影创作，同样从正义与非正义的简单分野，转向了更为复杂的人性、更为内核的真相、更为多样的个体。2007年，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《光荣岁月》，由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联合拍制，二战中，殖民地的热血男子为了未曾谋面却深为敬仰的“父国”出生入死，却在一面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国旗下，无法与法国士兵享有同等的吃西红柿、晋级升职的权利，暴露了战争之下的种族问题。2009年，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摘取影后的《生死朗读》，前所未有地将一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浮出水面，为了保守自己是文盲的秘密，她不惜坐牢20载，然而，当女人在爱人的帮助下自己学会了朗读，她的爱人却难以面对她做过纳粹的事实，女人出狱时自杀，畸恋故事隐喻了后战争一代对战争一代的复杂感情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同样深入了一个富于现实感的角度：时光向前走，历史向后退，中国的年轻一代，该如何触摸自己的前辈曾经遭遇的那个巨大伤口？日本的年轻一代，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辈曾对他国的所作所为？互动，在怎样的基点上成为可能？
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《菊与刀》里说，“和西方比起来，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，他做错了，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，就会忏悔。日本的耻感文化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羞耻之别。他做了恶，犯了罪，只要没有被发现被揭穿没有让他感到羞辱，他就不会认错。他只要感觉到羞耻，又会选择自杀、切腹这种节烈的行为自裁。”在这个天皇至上的神道教国家，战后因美日利益交换使其天皇免于问罪，因此在日本人的普遍感情中，二战的历史教育只有原子弹受害国的概念。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，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对战争的记忆淡薄，更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的责任，一边是德国总理谢跪于犹太人纪念馆，一边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角川犹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带入，每一个相关或无关的人，被他带入历史的内核，带入一个个体生命的灵魂，感知他在那个特定时空中的所见与惶恐。他放过了中国慰安女小江(江一燕饰)，但不敢或许也无法让他的同伴放过小江，他明知姜老师(高圆圆饰)屡次冒充亲属营救难民却不揭发，但他不敢或许也无法让他的同伴不去揭发。姜老师被带走时，他背叛了“自己人”，成全了“敌人”，他对她开了枪，他是懂得她的，因此成全了她，让她干干净净地离开。角川对这场战争开始怀疑了，那不是他想要的，应该也不是很多人想要的，同伴闻着清酒的味道深深说着“想家了”，他带着朦胧的怀疑前行，直到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他自杀也许是因为感到了羞耻，感到自己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丑陋的，丑陋地杀人，丑陋地泄欲，它摧毁的不仅是中国的男人女人，也摧毁了日本的男人女人。他爱上一个征来中国作慰安妇的日本女人，看着她冷漠地把他当做与其他“禽兽”无异的一只“禽兽”，他感到了冰冷和绝望。但他的力量太有限，只能以独自一人沧海一粟的死亡来退出这场战争。这是作为一个人，可能拥有的一部心灵史。
对于那些司空见惯的观点分立：战争和日本人民无关，而是军国主义造成的；或者，战争是日本人引起的，是日本人民支持的，忘却历史去追求民族友好往来，则会失去民族尊严——陆川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。他不做评判，但他一定给予了角川以认同和同情，这份认同和同情有可能招致争议，象《帝国的毁灭》里那个也会流泪、也会亲吻爱人的嘴唇、也喜欢吃巧克力蛋糕、也经常牵着牧羊犬散步、也像孤独老人而非全然一个独裁者和杀人恶魔的希特勒，被争议为过于人性化一样，英国《每日镜报》甚至打出醒目标题——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？但是德国认为，这对史学界的二战历史观不会产生任何影响，影片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日趋成熟，对那段历史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多自信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亦有自信去迎接争议，它是关于人性的，并不局限于民族性，它是给中国的，也是给日本的，同样是给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或毫不相关的任何国家任何人。它将帮助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获取真相，而不是又一次陷入简单的集体式情绪风暴，那不是我们该永久停留的地方，表态是容易的，仅仅拍一部表态的电影也是无甚效力的。必须往前走，深入内核，挖取真相，再交由每一个人自己去看，去判断，侵略者在大屠杀里做过什么，想过什么，受害者又承受过什么，抵抗过什么。把角川给他们，让他们跟随角川亲历那场战争，如果他们也像角川一样感到了怀疑，感到了羞耻，他们也许会重新看待那段历史。这是一种冷静，也是新世纪的中国需要的一份理性。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在这个题材上，陆川比任何一位中国电影人走得都更远。
祭奠(不能错过的历史)
你也许会说，半世纪的光阴已过，现在是E时代了，有着风一般的自由和快乐，我不想去触摸那段历史，不想去苦痛，不想去记取。那么你错过的可能是历史，可能也是你自己。
片尾的照片与字幕，清晰地告知我们，历史中那些抵抗的生命，22岁，24岁，28岁，30岁……他/她们就在我们的年纪，如果我们身处他/她们的情境，会怎么做，怎么选择？会像小江那样吗，纤弱的身躯却第一个举起手，加入日本征用的慰安队，为自己的姐妹和不认识的同胞换回过冬需要的衣物、食品、煤炭。她曾是妓女，但她是你见过的最荡气回肠、最有种的妓女。说是三天交还，其实是未卜的，果然，小江再也没有回来，很快死于日军的过度蹂躏。
南京沦陷，300名“支那兵”被围困，陆剑雄(刘烨饰)如同他的名字一样，第一个站出来，然后，小豆子站出来，然后，一个又一个站出来，他们在沉默后一起喊出“中国万岁”。他们的抵抗如此微渺又如此强悍，惯常我们会觉得豪言壮语未免隔膜，但是那一刻，他们的呼喊异常感人，政府跑了，城池丢了，人民死了，自己也即将完蛋了，他们在为谁抵抗？为了什么抵抗？我们重返历史，是缅怀与祭奠，也是在历史中映照和成长，所有的青春都是孪生兄妹。
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不止发生在二战，不止发生于犹太人。1994年，卢旺达100万人大清洗；2003年，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，数十万人死亡，两百万人被赶进难民营。生命是同等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更加熟知前者，更多地沉痛于前者而不是卢旺达或达尔富尔？
因为犹太人的灾难被后人持久地坚韧地述说着。如今，犹太人遍布世界精英阶层，他们不断地温故，不断地悼念，不断地告慰亡灵，他们有能力有财力更有心力。历史学家汤因比将世界文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，一种便是犹太文明，散落在他乡的落难者，在强势文明的压力下、在异种文明的统治下，依然捍卫自己文化的坚挺和纯洁。作为犹太后裔，波兰斯基以自传体式的经历，拍了悲悯的《钢琴师》，斯皮尔伯格以自身的影响力，拍了闻名世界的《辛德勒名单》，而非洲只有一部《卢旺达饭店》，且知晓者甚少。
中国的南京大屠杀被述说地足够多了吗？事实上，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觉是，这是一个被翻来覆去的题材，然而扳起指头时，我们没有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屠杀电影输出全球。有一位希腊摇滚歌手，家人死在奥斯维辛，战后他在以色列建立了家庭，写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摇滚，许多以色列年轻人都是通过他的摇滚乐了解了大屠杀，陆川做的是同一件事。
近年来，一度出现过“大屠杀神话”的言论，诸如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、杀人者没有杀人、牺牲者没有牺牲，等等。2007年，联合国大会在“国际大屠杀纪念日”前一天，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，谴责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做法。2008年，另一部集中营题材的影片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》出炉，原著作者约翰·伯恩的创作初衷非常明确：“在一次社交活动上，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手臂纹上了一个纳粹的标记。我问他为什么要纹这个，他的回答是仅仅因为好看，独特。我追问他是否明白其中的意思，他却一脸的茫然。这件事促使我写这本小说，我想我们的社会中，年轻人或许并不明白数十年前的悲剧，我们必须要警醒这一点。”
粗略浏览一下历史你会发现，二战，大屠杀，已然成为世界文学与电影的“源泉”，各个国家各种角度，持久不衰历久弥新。
1948年，《德意志零年》，意大利，也揭开了二战反思零年；
1959年，《广岛之恋》，法国，戛纳电影节国际评委会大奖；
1980年，《铁皮鼓》，德国，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作品，戛纳金棕榈大奖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；
1981年，《最后一班地铁》，法国，十项法国凯撒奖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；
1993年，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美国，奥斯卡最佳影片等7项奖；
1998年，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美国，奥斯卡最佳导演等5项奖；
1999年，《美丽人生》，意大利，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3项奖；
2001年，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，意大利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和最佳配乐奖提名；
2003年，《何处是我家》，德国，改编自同名自传小说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；
2003年，《钢琴师》，德国，改编自畅销小说，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，奥斯卡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；
2005年，《命运无常》，匈牙利，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名小说；
2006年，《光荣岁月》，阿尔及利亚/比利时/摩洛哥/法国，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；
2007年，《黑皮书》，荷兰，该国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；
2008年，《伪币制造者》，奥地利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；
2008年，《生死朗读》，德国，改编自畅销小说，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，奥斯卡最佳女演员；
2008年，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》，英国/美国，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；
2008年，《刺杀希特勒》，美国，主演兼制片人汤姆·克鲁斯获得德国电影勇气奖。
……
这个名单还会延续下去。
2009年，这个名单将加入一部中国电影。
奇 葩
一个容易流于宏大叙事的题材会好看吗？作为一部战争电影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当然不乏场面，文物级别的兵器、等比例复制的城池、精心设计的巷战、教堂里恢弘的调度、不落俗套的运镜……但陆川同时又冲出了视觉与场面，切开细部，直击你的心。
南京沦陷后，德国商人拉贝建立了一个难民区，收容幸存的中国民众，很快日本兵闯入强暴了女性，强暴的情节没有笔墨，只有小江躲在墙角裸露在乱衣衫外的纤弱的膝盖，和一双惊恐哀伤的眼神。拉贝的秘书唐先生(范伟饰)因保护唐太太(秦岚饰)，女儿被日本兵像扔布娃娃一样扔出窗外，没有小孩的惊叫，没有落地的尸骸。
所以，如果你担心这是一部必然血腥的杀戮片而恐惧走进影院，你的担心是不必的。影片使用了留白法，省略法，以一种没有血的方式表现血腥，以一种无的方式表现有。无论基于审查考虑还是美学选择，都是奏效的。难民区的女人被挑出供日本兵寻欢，一些女人惨死，没有一声哭喊，没有一滴血，只有手推车上堆着的白皙美丽的全裸体，与运送它的日军的黑色兵戎形成尖锐的对照，刺目的白皙，刺目的美丽，你甚至觉得她们一定很冷，一定很疼，虽然她们已死。这一幕将长久地盘旋在你脑海里，再好不过地肯定了黑白影像的策略。
影片的格调是冷静的，但是留白又带来某种诗意和写意，它们并行不悖，形成一种奇异的美感。姜老师被押走时，银幕上全然被切断了声音。她走着，回头望着，突如其来的无声几乎使人窒息，那段路如此漫长，这是一段心理时间，是姜老师的，是观众的，也是角川的。突然一声枪响，角川对着她开了枪，时间流动了，慈悲流动了。片尾，小豆子活下来，他笑了，笑啊，笑啊，由喜及悲难以分辨，这段长达半分钟的笑容同样被做了消声处理，变成一片无边无解的寂静，你不知道他的笑里有什么，幸存的喜悦？失城的悲伤？孤儿心态？它给了观众自由感受的空间，你所能想到的，都可以在那一片空白里。对这段复杂多义的笑，音乐是难以穷尽的，而无声，让一切声音成为可能。
拉贝被希特勒召回，离开时，被许带走两个助理，唐先生与唐太太走出铁丝网，唐先生回头看到另一个中国人被挡在外面，这个怯懦自保的男人，曾让爱美的妻子和妹妹剃了发换上男装以保命，突然停下来，退出去。站在铁丝网外，一如既往地拿出惧内语气对妻子说，“下个月工资一定按时交。”唐太太说，“吃东西当心点。”他们双双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别，却只用朴素的两句家常话打发了。
这部影片很大的特色就在这儿：节制。不煽情，不泛滥，激起你的心绪却更多更深。但有时它又是恣肆的，日本占领南京的周年庆典上，巨大的“祭”下那段鼓和舞，几乎令人诧异，看得人目瞪口呆。你猜不出陆川为什么放进这个仪式并给了它充分的长度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段落，这部影片的某种奇异美将极大地减损。它是漂亮的，雄武的，是混杂的，展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也展示了军国主义之寐，角川阖眼仰起头的特写，正是影片的开场镜头，为什么？正是在这场仪式之后，角川自杀。
如果说，在《寻枪》中，陆川践行了某种影像风格和叙事节奏；在《可可西里》中，陆川完成了某种情怀与境界的探索；那么经由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陆川达到了全面的成熟，一次彻底而饱满的表达。他从容地组合着，有宏大也有细腻，有悲悯也有冷静，将历史题材发挥出现代感。对于那段历史，他抵达了，我们也抵达了。
这是中国电影中稀缺的一张面孔，影像语言，人文手法，思想维度，都呈现出新锐的气息，像一把刀，划开了充斥的世故与媚俗，使真诚和勇敢变成一件很酷的事。
它在邪恶中保持了纯真：角川来到慰安妇的房间，日本女人如同她的名字，是他在那个无法寄托也无法遥望的杀戮世界里的一朵百合花，她温柔地接纳了他，温暖了他。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，他发誓要娶她。他遇到小江后，甚至因为长相肖似百合子而不侵犯她。他带给百合子珍贵的家乡特产，她却不再认识他，只认识糖和酒，他痛心极了，他是要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具体的男人来认识来信任的，而不是作为无数发泄的日本兵的一个来不认识不信任的，而她或许又是不敢信任难以托付的。最终，它在残酷中留下希望：角川自杀，证明了善是存在的，小豆子幸存至今，证明了不灭的火种与奇迹。
或者说，这一次，陆川也彻底而全面地抵达了他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