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可以象好莱坞坏小子西恩·潘那样骄傲地说：我们有勇敢的艺术家了。

　　勇敢(直面真实的敌人)

　　角川是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最具光芒的角色之一，以其心路历程贯穿始终。在一部中国大屠杀题材的作品里，在一个受害国所拍的电影里，在一档敏感的历史公案前，让一位侵略者占据如此篇幅并且几近正面，无疑需要足够的理由和勇气。

　　当我们经历了“焚烧日本车”、“抵制家乐福”、“流拍圆明园兽首”这些颇为热血又较为冲动的社会事件后，不难猜想，陆川和他的新片未来可能遭遇的争议，也许以美化侵略者、政治不正确为名。陆川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些风险，或者，即使预见也不打算退却，正是这个勇敢，使他站在了世界性的高度。

　　近年来，思想界兴起战争原罪说，战争即罪，遑论正义与非正义。即使不考虑这场新的文化流变，世界范围内的二战电影创作，同样从正义与非正义的简单分野，转向了更为复杂的人性、更为内核的真相、更为多样的个体。2007年，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《光荣岁月》，由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联合拍制，二战中，殖民地的热血男子为了未曾谋面却深为敬仰的“父国”出生入死，却在一面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国旗下，无法与法国士兵享有同等的吃西红柿、晋级升职的权利，暴露了战争之下的种族问题。2009年，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摘取影后的《生死朗读》，前所未有地将一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浮出水面，为了保守自己是文盲的秘密，她不惜坐牢20载，然而，当女人在爱人的帮助下自己学会了朗读，她的爱人却难以面对她做过纳粹的事实，女人出狱时自杀，畸恋故事隐喻了后战争一代对战争一代的复杂感情。

　　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同样深入了一个富于现实感的角度：时光向前走，历史向后退，中国的年轻一代，该如何触摸自己的前辈曾经遭遇的那个巨大伤口？日本的年轻一代，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辈曾对他国的所作所为？互动，在怎样的基点上成为可能？

　　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《菊与刀》里说，“和西方比起来，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，他做错了，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，就会忏悔。日本的耻感文化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羞耻之别。他做了恶，犯了罪，只要没有被发现被揭穿没有让他感到羞辱，他就不会认错。他只要感觉到羞耻，又会选择自杀、切腹这种节烈的行为自裁。”在这个天皇至上的神道教国家，战后因美日利益交换使其天皇免于问罪，因此在日本人的普遍感情中，二战的历史教育只有原子弹受害国的概念。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，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对战争的记忆淡薄，更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的责任，一边是德国总理谢跪于犹太人纪念馆，一边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