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圆圆：我恰恰觉得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。刚开始她对保护安全区的难民有责任感，但是也有矜持和优越感。直到日本人向安全区索取慰安妇这场戏，她才真正对这场战争中妇女遭受的苦难感到震惊、无奈。姜淑云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。

　　导演在她身上赋予了张纯如（已故华裔女作家，《南京暴行》的作者）的一些特点，比如曾在国外读书，知识分子的背景等等。我觉得姜淑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视角，她身上的脆弱或者某些弱点正是对当代人提出的问题。当代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有距离感的。

　　比如你去问今天的女孩子，当日本人索要慰安妇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举手？姜淑云犹豫了，她在那种情境下没能站出来，尽管她流泪。你觉得她的这种心理真实吗？直到影片的最后，她才真正完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跨越。所以姜淑云并不是完美的女神，她一直在成长。

　　新京报：拍摄过程中，令你较为难忘的场景是哪个？

　　高圆圆：姜淑云的死。拍到最后那几天，大家已经进入特别默契的阶段。那场戏其实是定了五六天的拍摄计划。但是因为下雨，两天就拍完了。特别快，以前一天拍一个镜头，那一天拍了七八十个镜头。我已经不再跟陆川有说话的可能性了，我之前问了他太多的问题。那天就是我上去演，导演和摄影师都没有沟通了，然后我那场走、开枪、被打死就是一条过。现在回头看，肯定这场是电影里最出彩的戏之一。

　　新京报：影片的结局是姜淑云要求角川将她射杀，你怎么看姜淑云的这个选择？

　　高圆圆：这个结局应该是姜淑云这个人物形象的点睛之笔。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“生死之城（City of Life and Death）”，南京城沦陷了，那么多人被杀死了。接下来人们就会去想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？中国人可以死，但是不能是没有尊严的死。姜淑云是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女人，这可能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的一个特点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尊严比生命重要，她是不能忍受被日本人凌辱的。她的自尊心让她不会在挑慰安妇那场戏自告奋勇站出来，那是她的性格逻辑。她和角川有短暂的接触，知道角川人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泯灭，那也是她在那一刻惟一能寄托的希望。她的死和陆健雄的死、妓女小江的死、唐先生的死，没有高低之分，都是有尊严的。

　　在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孩子们。

　　■ 史料

　　拉贝、魏特琳与南京安全区

　　1931年至1938年初，德国人约翰·拉贝（John Rabe 1882-1950）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。他目击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，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《拉贝日记》。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拉贝和美国传教士明妮·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、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、医生、商人等发起建立“南京安全区”，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；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。